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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片起源于交往，而且是文明時代的交往，因為名片離不開文字。原始社會沒有名片，那時人煙稀少，環境險惡，人們生存艱難，交往很少；文字還沒有正式形成，早期的結繩記事也只存在于同一部落內部，部落與其他部落沒有往來。
到了奴隸社會，盡管出現了簡單的文字，也沒有出現名片。奴隸社會經濟還不發達，絕大部分人都固著在土地上，奴隸沒有受教育的權利；少量世襲奴隸主，形成小的統治群體，由于統治小圈子長期變化不大，再加上識字不太普遍，也沒有形成名片的條件。
名片最早出現，始于封建社會。戰國時代中國開始形成中央集權統治的國家，隨鐵器等先進生產工具使用，經濟也得到發展，從而帶動文化發展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與其它流派形成百家爭鳴景象。各國都致力于擴大疆土，扶持并傳播該國文化，戰爭中出現大量新興貴族。特別是秦始皇統一后的中國，開始了偉大的改革：統一全國文字，分封了諸侯王。咸陽成了全國的中心，各路諸侯王每隔一定時間就要進京述職，諸侯王為了拉近與朝廷當權者的關系，經常的聯絡感情也在所難免，于是開始出現了名片的早期名稱“謁”。所謂“謁”就是拜訪者把名字和其它介紹文字寫在竹片或木片上（當時紙張還沒發明），作為給被拜訪者的見面介紹文書，也就是現在的名片。
名片，見于西漢史籍時稱為“謁”。《釋名·釋書契》載：“謁，詣告也。書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詣者也。”東漢時，謁又叫名刺，據《后漢書》載，禰衡曾身懷名刺求見于人。在挖掘的漢墓中發現，這種謁或名刺，系木簡，長22.5厘米，寬7厘米。上有執名刺者名字，還有籍貫，與今名片大抵相似。
至唐代，木簡名刺改為名紙。唐代長安新科進士以紅箋名紙互換，以便交流。晚唐又喚作門狀、門啟，都是自報家門的一種聯絡方式。宋代的名紙還留有主人的手跡，據南宋張世南在《游宦紀聞》中記述，他藏有黃庭堅書寫的名紙，而秦觀送他的名紙，類似今天的賀年片。北京故宮博物院還藏有北宋書法家蔡襄的《門屏帖》，據陸游在《老學庵筆記》考證，類似“名刺”。
元代易名刺為“拜帖”，明清時又稱“名帖”、“片子”。內容也有改進，除自報姓名、籍貫，還書寫了官職。清代《竹枝詞》有詩為證：“是新拜帖都興小，三寸來長二寸寬”，“紅箋二寸書名姓，曾許懷間半刺通”。從詩中所知，清代的名帖很小，而且還是梅紅紙。經考證，清代人的名帖已經不同于唐人手寫，而是寫好楷書，鐫好木戳，印在梅紅紙上。后來又出現了白紙名帖（詳見徐珂的《清稗類鈔·風俗類》）。
“名帖”與今天的名片的格式幾乎相同，而女子的名片，已婚者還加上了夫家姓氏。其大小尺寸也有常式：闊二寸，長三寸。為文人交流、拜訪之用，通常主人拜訪朋友，讓仆人或書童將名帖交對方門公，門公再呈于自家主人。蘇州長篇彈詞《描金鳳》中有一段，寫蘇州人錢知節因降雨有功，去北京拜訪宰相，門公要他交500兩銀子才肯通報，據王定保《唐摭言》載，這在唐朝已成風習，唐人劉魯風遞了名刺，也被典謁所阻。而在《綠野仙蹤》一書中，有考生投帖求見，主人于冰不想見，便讓門公說自己不在家，可見名帖在當時已很流行。
唐宋文人出外拜客，還喜帶個拜匣，拜匣中有筆墨，可當場手書。清代印制了名帖，手書名帖少了，除非主人是大書法家，有意露一手。拜匣亦為文物，清末民初的拜匣制作得十分精致，匣盒系木制或漆器，上繪山水人物圖，今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拜匣典雅精美，欣賞價值頗高。
到了明代，統治者沿襲了唐宋的科舉制度，并使之平民化，讀書便成了一般人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，識字的人隨之大量增加。人們交往的機會增加了，學生見老師，小官見大官都要先遞上介紹自己的“名帖”，即唐宋時的“門狀”。“名帖”這時才與“名”字有了瓜葛，明代的“名帖”為長方形，一般長七寸、寬三寸，遞帖人的名字要寫滿整個帖面。如遞帖給長者或上司，“名帖”上所書名字要大，“名帖”上名字大表示謙恭，“名帖”上名字小會被視為狂傲。
清朝才正式有“名片”稱呼。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終結，由于西方的不斷入侵，與外界交往增加了，和國外的通商也加快了名片普及。清朝的名片，開始向小型化發展，特別是在官場，官小使用較大的名片以示謙恭，官大使用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。
有時候，名人的名片會被人利用。清道光年間，浙江鄞縣舉人徐時棟參加當地官員的宴會，得知有人曾用他的名片前往官署徇私說情，幸被識破。另一些鄉紳名人的名片，也大抵如此。原因就是這些人在過年時四處散發名片，名片大量外流的緣故（《煙嶼樓筆記·卷五》）。到后來，許多名人都在名片背面注明“不作他用”字樣，以免被狡詐之徒所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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